前四史史，是中国古代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中前面四部史书，包括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和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时间起于黄帝时期（约前2550年），止于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六年（280年）灭亡吴国。全部以司马迁开创的本纪、志和记传等体例编写，前四史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，记载了历代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情，堪称是一部中国人的古代史诗。
《史记》
《史记》由西汉司马迁著，包括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、十表、八书，总共一百三十卷。从上古的黄帝开始，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。
由于中国上古的历史悠久，从黄帝到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较为简略，不过司马迁还是较为清晰和准确的记载主要历史史实和沿革。自春秋至汉武帝的历史越来越详细可考，尤其是秦末至汉朝初期的历史为重要的第一手史料，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。
《史记》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，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。正因为《史记》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，开启先例，树立榜样，仿效这种体裁修史相继而起。《史记》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列为前“四史”之首。
《汉书》
《汉书》由东汉班固著，包括本纪十二篇，表八篇，志十篇，列传七十篇，共一百篇，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。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，终于王莽地皇四年。
《汉书》把《史记》的“本纪”省称“纪“，“列传”省称“传”，“书”改曰“志”，取消了“世家”，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。在班固写作《汉书》初期，有人上书汉明帝，告发班固“私作国史”。班固被捕入狱，书稿也被全部查抄，后来由于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了《汉书》的价值后，汉明帝释放了班固，并要求其继续写下去。经过了这番波折，使得《汉书》有当权者的影响，从司马迁的个人修史到班固的官方介入修史的这一变化，反映了统治集团对于史学的重视，也是统治集团对于思想政治文化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的体现。
《汉书》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、完备，凡事力求有始有终，记述明白。这为我们了解、研究西汉历史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因此研究西汉历史，无不以《汉书》作为基本史料。
《后汉书》
《后汉书》由南朝·宋范晔著，包括十纪、八十列传和八志（取自司马彪《续汉书》）。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（25年），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，共195年的史事。
《后汉书》大部分沿袭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现成体例，但在成书过程中，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，则又有所创新，有所变动。本纪方面，它不同于《汉书》的一帝一纪，而是援引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，在《和帝纪》(和帝刘肇）后附殇帝(殇帝刘隆)，《顺帝纪》（顺帝刘保）后附冲、质二帝。这既节省了篇幅，又不遗漏史实，一举而两得。在皇后方面，改变了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将皇后列入《外戚传》（吕后除外）的写法，为皇后写了本纪。这样改动，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。
《后汉书》中对大部分人物的褒与贬，有一个正统儒家思想的标准：有利于社稷安定、国计民生的忠贞之士，即受褒美；反之，即受贬责。这正是儒家思想深入知识分子的体现。范晔的《后汉书》成为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。
《三国志》
《三国志》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著，全书包括三国志》全书共六十五卷，《魏书》三十卷，《蜀书》十五卷，《吴书》二十卷。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、蜀、吴的历史史实，起于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 （220年），止于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（280年）。
《三国志》因为其过于简略，没有记载王侯、百官世系的“表”，也没有记载经济、地理、职官、礼乐、律历等的“志”，与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有较多差异。从篇幅来看，《魏书》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，《吴书》约占三分之一，《蜀书》约占将近六分之一，这也是基于历史材料的缺乏所导致的。《三国志》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，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。
《三国志》成书后就受人推崇，人们赞誉它“善叙事，有良史之才”，“辞多劝戒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风化”。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《魏书》，看到《三国志》也倍加赞赏，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，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，由此可见陈寿《三国志》的史学地位。
